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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是台商在大陆最为集中之地,20多年来的发展,离不开台商。正唯如此,东莞台商也成为大陆台商缩影。  东莞物流寄到台湾,推荐发东莞环迅国际货运公司,台湾专线,一天到达.专注二十年台湾货运运输.台湾专线包机运输.

台商的故事.台湾商人在东莞的创业故事,欢迎阅读.

 

1989年秋天,广东东莞,石龙火车站的月台上,叶春荣拎着皮箱,一脸茫然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地方。

时年42岁的叶春荣是台湾桃园县人,他这次来东莞,是为了给他在桃园的岳丰电子厂在大陆找一个落脚的地方。从朋友口中,他得知东莞靠近广州、深圳、香港,而且工人工资、厂房租金都很便宜,便过来试试运气。

“劳驾,请问怎样坐车到石碣镇?”叶春荣小心翼翼地向路人打听。路人指了指旁边的拖拉机,这就是去往目的地唯一的交通工具。于是,西装革履的叶春荣爬上一辆手扶拖拉机,翻山越岭,颠簸了两个多小时,终于到了石碣。

一年后,叶春荣的电子厂在石碣镇开办起来。他是最早到东莞投资办厂的台商之一。今天,工厂工人已经从当初的200人增加到2000人,他亦被选为东莞台商协会的常务副会长。

2006年11月23日,叶春荣参加了在东莞玉兰大剧院举行的东莞台商协会成立13周年庆典晚会。当天,包括海协会前常务副会长唐树备、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等人在内的两岸要员悉数出席。

从1987年起,台湾当局正式开放民众到大陆地区探亲与投资,第一批台商来到东莞。经过近20年的发展,东莞已成为台商在大陆投资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。

截至2006年底,这里的台商投资企业超过6500家,占大陆台资企业总数的十分之一。在东莞的台商及其家眷总人数已超过10万人。东莞市台商协会的会员数,从最初的360多家发展到3600多家,在32个镇(区)均设立了分会,成为大陆最大规模、最具影响力的台商群体性组织。

就在台协举办13周年庆典之前,东莞台商子弟学校也举行了建校6周年庆祝大会。此外,东莞台商医院和台商会馆大楼均在2005年底奠基开工。

在数万名“西进”台商的带动下,东莞本地的经济飞速发展。“可以说,今天的东莞,创造了一个世界独一无二的产业配套体系。”叶春荣说,“台商见证了东莞近20年的发展史。看到东莞的成就,我很得意,也很感伤。”

西进,西进,西进!

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,大批在台湾属于“夕阳工业”的制造企业,因无力承担本地劳动力、原材料成本的上涨压力,纷纷走出台湾,寻找出路。

“你不出来,在台湾找不到生意,只能加速萎缩。要保住生意,就得寻找适合自己的地方。”叶春荣说。事实上,在来大陆之前,台商也到过印尼、马来西亚、泰国等东南亚国家,但经过几年的发展,这些地方的工人工资已经涨了很多倍。最后,台商们发现,只有在隔海相望的大陆,才能根本解决“人”的问题。

即使在中国大陆的沿海开放地区,最靠近香港的深圳经过10年的急速发展,政府对外资越来越“挑食”,地价、工资也日渐高涨。而深圳的隔壁就是东莞,台商们听说这里的费用不高,政府很照顾。于是,东莞成了在台湾岛内步履艰难的中小型制造企业的梦中天堂。

“我们等于是被逼到东莞来的。”蔡胜达说。他与人合伙开办的工厂位于塘厦镇。这里是东莞最靠近深圳的地方,临近铁路线,成为台商到东莞的第一站。

蔡胜达早年与人合伙,在桃园开办了一家工厂,主要生产口罩和台布,需要很多人工。而台湾工人工资却越来越高,工人变得越来越稀缺,他们甚至连监狱里面的犯人都雇用过。最后,客户说:我在大陆找到同样品质的产品,四分之一的价钱就可以买到了;你过不过去大陆?如果不过去,降20%的价钱你卖不卖?

“我当然不能卖了,要不然就亏本了。所以,赶快过来找地方。”蔡胜达说。1990年,他先到厦门,一路找厂房,一直找到东莞。当年的塘厦还是一片农田,坐车只能到山脚下,蔡胜达步行走到诸佛岭的168工业区。当时的所谓工业区什么都没有,只有6栋在建的厂房,故而得名“168”。

荒凉简陋。这就是台商对当年塘厦的第一印象。镇上只有一家“大都会餐馆”,大小客人都到那里吃饭。但卫生太差,吃了也心惊胆战的。有的台商连酱油都要从台湾带过来,因为本地的酱油“有色无香”。

但是,台商们在这里找到了他们最想要的—便宜的劳动力。工人一天工资7块钱,加班每小时8角到1元钱。尽管,做同样的活东莞比台湾要多3倍人力,也因此,从台湾过来的工厂,规模一般都要扩大三倍。但最后算下来,工厂经营成本仍然比台湾要低得多。

海关,海关!

90年代初,东莞的各个乡镇政府官员为了完成招商引资任务,对台商相当配合。办证的时候政府派人全程跟随,降低了办事难度。尽管如此,手续还是相当麻烦,往往一个厂办下来,政府各个部门都要跑一圈,甚至几圈。

“有什么问题,他不是一次说清楚,而是今天说这里不行,明天又说那里不行,让我们跑很多次。”在塘厦经营一家塑胶五金厂的陈家彰说,台商刚刚来的时候,很不适应。对大陆的法规法条不清楚,也不知道找谁咨询。“早期的我们都是瞎猫乱撞,碰了壁就回来,哪里不行就改。明天又不行,再改。”

一位台商说,来到一个不同的体系后,很多想当然的事情都不是原来想象的那个样子,很多原本不是困难的东西,最后都会变成困难。由于台资企业的产品以外销为主,台商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海关。

有一次,某台资企业有一大批货要出口,海关打开货柜检查。货物中有螺钉螺帽什么的,全部被检查人员倒在地上,不同规格的产品还混杂在一起。查完之后,一堆烂摊子丢给货主去善后处理,最后,货主只能从工厂搬了一些货来替换,补救了很长时间。

“海关这样查我,我站在旁边看着,很心痛!”说起时隔多年的往事,这位台商依然心绪难平。他说,当时风气很不好,他没有办法,将1000元钱塞到海关人员手里。当年,给海关塞钱已经成了不成文的惯例。“印象最深刻的一次,我给了1000钱,结果他跑去投诉,说我给了他500钱——他先拿了500,然后投诉我!”

台商们说,在台湾经商几十年,只需要委托报关行,根本不用跟海关的什么人去认识拉关系。而到了大陆,一切都要“入乡随俗”。每到出货的时候,台商都提心吊胆。只有听到货物已经过关出去了,大家才可以吃下饭,之前根本无法预料会发生什么。

“我们没心要犯错,但如果他要刁难的话,一定会从中找到差错。当时按照海关的规定,没有人能够做到。”陈家彰说。海关给出口企业的批文限定得很死,就像“给孙悟空戴了紧箍咒”。而台商的订单波动性很大,比如一个球型产品,合同原来规定直径是42毫米,但客户要求是40毫米的。其实材料都是一样的,关税可以按实际重量来计算。但海关可能会以规格不符为理由,将货柜扣下。

此外,塘厦设有内陆关,深圳又有出口海关,两个关又常常互相矛盾。比如,内陆关给的编码,深圳那边可能就不承认,造成企业无所适从。而在台湾,根本没有设立内陆关。

“台商在大陆经商有一个‘缩头’的心态,本身就心虚怕出问题,不敢面对现实。担心通过上面施压,海关会变本加厉。”蔡胜达说。

紊乱的生活

初到大陆的台商,都是离妻别子、孤身一人在大陆奋斗,加上生意场的艰辛,喝酒唱歌成了台商们排解压力的唯一途径。

“台商之间比较团结,而且都喜欢喝酒,所以就经常聚在一起。晚上下了班,给隔壁的厂打个电话:哎,晚上到哪儿去啊?就一起出去了。”据陈家彰说,那时台商喝酒都有“阶段性”的:一段时间主要喝一种酒,过一段时间再换另一种酒接着喝。

“早期,喝酒是台商一成不变的生活模式。你想,大家在台湾这么小的地方都没有碰到,大陆这么大的土地上居然认识了,大家蛮惜这种缘分的。”陈家彰说。

东莞32个镇区的娱乐行业在一夜之间兴盛起来,灯红酒绿,夜夜笙歌。据称,台商一直保留的习惯是,本地人去的卡拉OK台湾人一般都不去,好像会很自动地避开,只去台湾人开的店。除非是业务上的需要,休闲时候台商只跟台商聚一起。

“包二奶”逐渐变成一种“时尚”,有些小区、街道成为著名的“二奶村”。据一位台商说,刚开始过来时,什么都很乱,包二奶现象很严重,当时,台商90%以上都有包二奶的行为,每次吃饭,大家都带女孩子过来,好像比赛似的,一个比一个年轻,一个比一个漂亮。

经商的压力,生活的压力,造成很多台商健康状况欠佳。身兼东莞台商协会常务副会长的叶春荣介绍说,据台协统计,东莞平均每年要死60个台商。其中包括一些意外死亡,但80%是过劳死。

而东莞本地医院的医疗水平并不能让台商放心。东莞台商协会副会长洪文正在大朗镇开了一家五金电子厂。他说,数年前,可能由于工作太累,他的脖子一转动就痛。先后到大朗镇和东莞市的医院检查,医生说是三叉神经发炎,病情严重,并且可能会影响到大脑,给他开了很多药。洪文正吃了半个月的药,却一点效果都没有。后来实在没有办法,他就回台湾去看病。

“结果,台湾的医生一查,说:啊,洪先生,你可能睡觉姿势不太好,扭伤了。然后开了几片普通的阿司匹林,我吃了两天就好了,到现在没有再犯过。你说,我在东莞换了几家医院,这折腾的钱,来回的机票都有了。”洪文正说。

于是,台商们但凡遇到身体有问题,都选择回台湾就医。洪文正说,“我宁愿回台湾找家庭医生,准备一些预防的药带过来,也比在这里上医院效果要好。这里医院大楼越来越漂亮,硬件上去了,但软件好像没有跟上去。”

2005年11月,筹备4年之久的大陆首家台商医院在东莞举行奠基仪式。该医院计划投资1.5亿元引进世界先进高科技设备,并且台商就医可以享受台湾全民健保福利。

上课无关政治

到1995年,东莞已经有2000多家台资企业。据东莞台商子弟学校教育基金会执行长聂良知女士回忆,她曾经听学校创办人叶宏灯先生说,当时他作为台商协会会长,为了处理台商后事,每个月要往殡仪馆跑六七趟。逝者多半为中壮年。

缺乏家人的照顾,是台商早逝的重要原因。而家属不能来大陆,最主要是小孩的教育问题。台商协会借鉴日本政府当年在鼓励人民大规模移民巴西时,“开办学校、设立医院及成立银行”的措施,开始探讨在东莞设立与台湾教育完全接轨的学校的可能性。

1995年,东莞台协成立“教育事业委员会”,推动筹办台商子女学校。“学校的创设,从提出申请到政策面的突破,前后长达4年之久。真是一段心酸史!”聂良知说,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,汪辜会谈之后两岸有一段时间关系冷却,谁都不敢妄想可以突破什么。教育本身是为政治服务,在大陆土地上面,用台湾的教材去教台湾人,这样的事,没有眼界的人绝不会同意。

“政策面如何突破?我们只能用真诚的心去感动,我们组织台湾妇女到北京,到国台办、教育部陈情: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一所学校?我们一家人需要团聚在一起,让丈夫安心创业。”据称,1998年成立的台商协会妇联分会初战告捷,她们的眼泪打动了高层。

在台商子弟学校陈列室的显著位置,摆放着一张大陆海协会前常务副会长唐树备和叶宏灯的合影照片,两人手举汪道涵题写的校名“东莞台商子弟学校”。“没有唐树备先生,就没有第一所的台商子女学校。”据称,唐树备在东莞台校的成功创办上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聂良知说,根据当时的局势,成立台校几乎是痴人说梦。但台商协会积极把面临的问题和压力向“上面”反映。唐树备表示:今天中国的经济要发展,绝对不能忽视台商,必须让台商稳定下来;要让台商稳定,绝对不能忽视他的家庭;要让台商家庭稳定,绝对不能忽视孩子的教育。随后,唐树备到上海请汪道涵题字。

“汪老题字的时候还说:东莞的名字会不会显得格局太小?正是在汪老题了字以后,中央有关部门才把这个事情定下来。”聂良知说。

申办台校一事在台湾也遭受很大的困难。在大陆批准之后,台湾当局的态度方出现松动。时任“教育部部长”的杨朝祥表示:为什么大陆这边都批准了,我们还裹足不前?他亲自举行记者招待会,宣布正式认可设立台商子弟学校,承认该校学生学历。

1999年11月3日,台校举行奠基奠礼,1000多名台商出席,很多人当场失声痛哭。经过10个月的紧张施工,2000年9月2日,台校正式开学,招收700多名学生。如今,学生有1000多人,覆盖3岁到18岁的年龄层,设有幼稚园、国小、国中和一个职业班。

聂良知介绍说,台校不仅是孩子们受教育的乐园,也是台商眷属自我成长的地方,有读书会、插花、绘画、瑜伽等。六七年后,台商不仅把孩子、老婆带来,还把父母亲接过来。台校董事长叶宏灯曾在校园里跟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打招呼,老先生说:我是来接我孙子的!

聂良知表示,在创校初期,还是遇到不少困难。因为曾因台校一度引发在两岸掀起政治波澜的“教科书事件”。她表示,6年来,学校和大陆方面互相信任,互相体谅。“我们只是给孩子教书嘛,政治是大人的问题。”

据了解,大陆方面对教科书的立场是,不要牵涉到严重的意识形态,不要谈国号、年号、台湾民主发展等。

不久前,在和学校方面会谈时,教育部官员举例说,比如你们用台湾地理教材的地图,蒙古还划在中国范围内,有可能会引起蒙古、俄罗斯的不满。台湾方面则坚持一个原则,只删不改,不增加大陆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。台校的教材从台湾运来后,将在海关封箱,台校会同省台办、宣传部、海关、教育厅,找个密闭地方,将该删的地方删除。

提前体会“一国两制”

在大陆经营多年的台商,总有一种在边缘、夹缝中求生存的感觉。一般来说,企业到境外投资,都会受到政府的保护,只有来大陆的台商是个例外。

“我常比喻说,台商来大陆投资,就像是无父母的小孩。这说法虽然不好听,但却是事实。为什么?比如打官司,能不能在台北打官司?按照一个中国的原则,台北也是中国的,为什么不能在台北打?再比如,碰到问题,从来没有政府来替我们申冤讲话,其他外商都有受到政府保障。”叶春荣说。

“好比两个小孩打架,吃了亏的叫父母出来,没有父母的你说叫谁出来?说起来蛮凄凉。当然,台商是有冒险精神的,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台商的身影。现在,我们唯一担心的是两岸和平。两边一吵架,我们就很担心。”

为了给“没有父母”的台商找一个家,台商们开始酝酿自己的互助组织。现任塘厦台商协会分会副会长的陈家彰回忆说,塘厦是东莞市最早成立台商协会的镇,当时只是叫“台商会”,是一个方便大家联络的组织,没有正式的名称,没有备案。镇政府在开会时派人来参与,防止“脱轨”,但并没有强力的监管。

很快,塘厦的做法引起其他乡镇的效仿,1993年11月,东莞台商协会正式成立。一开始受到很多限制,比如镇上只能设立办事处,经过长期努力,后来才准许成立分会。现在,协会下设7个片区,覆盖32个镇区,塘厦属第二片区。

塘厦分会会长下面有6个副会长,每个副会长负责一个功能,如公安、交通、国税、文化等,副会长相当于某个功能的执行长。台商前来分会咨询,先到协会秘书处,秘书处根据问题的性质,再找到相关功能的副会长,协调处理事务。

协会定期跟当地政府协调沟通。每两个月开一次理事会,哪个副会长当主席,他就会邀请与其职责对应的那个政府部门的官员,来做政令的讲习。台商们提出问题,如果当面不能解决,会后政府将做出书面回复。

陈家彰是塘厦负责交通功能的副会长。“有一次,一个台商发生交通事故。我过去处理,说我代表台商会来了解情况。可能交通大队的领导没有跟队员很好沟通,队员看了我的名片,就说:你这些闲职人员,站到旁边去!口气很难听。当时我心里不舒服,没有跟他争,马上跟他们队长打电话,要求处理。第三天,队长就亲自过来赔礼道歉了。”

陈家彰认为,经过近20年的发展,现在的台商并没有什么“特权”。“我们的原则是,公平公正的处理,不用偏袒台商,也不能偏袒本地人。”

叶春荣介绍说,第一届东莞市台商协会共有会员300多家,现在已经发展到3600多家。协会在会员间互通信息,更重要的是,起到台商和政府的桥梁作用。协会一方面宣导政令,另外,台商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的,协会集中反映到政府部门。2006年,协会一年处理了大大小小12000多件事情。

1995年,第一届台商协会的台商老板们亲自带队,发动3万人上街扫地。叶春荣说,“这看上去好像是作秀,但可以给当时的政府一个启示:卫生很重要。我们不可能天天来给你扫街。”

2007年1月,广东省高级法院、东莞市中级法院,特别设立了针对台商经济纠纷的调解委员会、仲裁委员会,台商协会将派专业人士参加两个委员会。台商遇到经济纠纷,不必经过法院,如调解成功,视同法院判决。如调解不成功,则双方指定仲裁员,仲裁结果也视同法院判决。来源:《凤凰周刊》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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